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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司法体制改革对律师业务影响几何

2018-06-05    来源:《法人》



要让法治进入良性循环,要从改革司法体制进行突破。在以法治为目标的新司法体制下,律师只须精研法律,做好本职


文 《法人》特约研究员 刘兴成


法治,是现代国家最大的社会公约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后关系着中国法治成熟度的新司法体制改革,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以法治为主题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绘就了新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蓝图。

由于律师是维护国民合法权利的重要力量,国民在新司法体制改革中有什么获得感,从新司法体制改革对律师业务的影响中可见一斑。


法律服务市场扩容


2015年11月9日,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提出充分发挥律师的独特优势,动员律师积极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是推进涉法涉诉信访走向法治的重要途径,是形成良好信访秩序的制度保障。信访原来是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专属管理领域,涉法涉诉信访从此变成了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的组成部分。

201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从中国国情出发,遵循法治建设规律和法律顾问、律师工作特点,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分类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畅通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与社会律师、法官、检察官之间的交流渠道,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水平,促进依法办事,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法治保障,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全覆盖。

推行律师任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是新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进展。律师有权作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履行以下职责:为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党内法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论证;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协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党政机关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为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务;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等职责。

2017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办法》。长期以来,中国的刑事辩护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针对刑事案件辩护率偏低,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问题,为了保护人权,实现审判阶段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包括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再审案件,以及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审判阶段的全部刑事案件都要有律师辩护,是一项庞大的法律工程,是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的大扩容。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17年10月16日发布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鼓励和推荐律师在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中担任调解员,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作用,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模式,创新律师调解方式方法,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律师担任调解员不仅具有准司法官性质,而且拓宽了律师的法律服务市场。


律师只须精研法律


曾几何时,中国社会形容“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司法体制存在“判者不审,审者不判”的现象;刑事司法体制以侦查为中心,侦查机关做菜,公诉机关端菜,审判机关吃菜。旧司法体制下冤假错案频繁出现,社会难以体现公平正义,逐渐形成了成本高昂、缺乏稳定的维稳体制,迫使律师经营关系,参与维稳,法治进入恶性循环状态。要让法治进入良性循环,要从改革司法体制进行突破。在以法治为目标的新司法体制下,律师只须精研法律,与司法机关保持正当关系,维权就是维稳。

1个冤假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对加强防止和纠正错案机制建设作出规定,明确不能作“留有余地”的判决。此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福建念斌案、河北聂树斌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得以纠正,让老百姓感受到看得见的公平正义。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将“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新体制,从此,很难再发生“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的冤假错案。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不得执行任何领导干部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对违法干预司法活动,造成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办案机制,确保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无不正当接触、交往行为,切实防止利益输送,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通过《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实行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要对承办案件终身负责,建立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新机制。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解决律师执业中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老三难”和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的“新三难”问题,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促进司法公正。

十八大以来建立的对律师业务有重大影响的新司法体制还有: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加大执行力度,解决执行难;深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增强司法工作透明度,保障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法院和检察院的人、财、物由省级统管,破除司法地方化;在司法需求大的地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和互联网法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等。

(作者系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律师,财经法律评论员)

(责任编辑:fengme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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