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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对话式裁判文书”新理念

 

评《理性诉权观与实质法治主义:行政裁判文书自选集》

2018-05-14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 马怀德

《理性诉权观与实质法治主义:行政裁判文书自选集》一书,汇集了广宇庭长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和第四巡回法庭工作期间亲自审理的40个典型行政诉讼案例,涵盖了40个不同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重要理论争点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除了作者执笔撰写的不拘一格、说理透彻、值得研学的裁判文书外,还有对相关理论问题富有见地的详细评注。可以说,该书是广宇庭长长期在行政审判实务中对相关理论问题形成的智慧结晶。较之其他行政法理论及判例研读专著,该书有以下四个特色:

第一,素材都源于作者承办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真实案件。该书收录的40个案例,均源于广宇庭长任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和第四巡回法庭期间亲自承办的行政诉讼案件。每个案件都有各自的特点,涉及不同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不少案件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关注度。1995年我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访学时,曾与陈桂明教授共同撰写过一本名为《案例诉讼法教程》的教材,由于当时发生的行政诉讼案件很少,学界掌握的资料也很有限,为了教学方便,编写教材时就只能杜撰一些案例。而该书的优势就在于这些案例素材均是广宇庭长亲自办理并撰写裁判文书的真实案件,真实、生动地揭示了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同时也拓展了理论研究的宽度。

第二,裁判文书注重对话。一份注重说理、强调对话的裁判,不仅能够定分止争,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辐射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注重对话,是广宇庭长撰写裁判文书的最大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注重与当事人对话。长期以来,我国行政审判注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忽视对当事人诉求的回应,案结事不了的情形时常发生。行政诉讼由当事人启动,行政审判和裁判文书就应逐项、充分回应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裁判只有有的放矢、说理充分,才能达到以理服人、服判息诉的效果。其次,注重与社会公众对话。裁判文书是富有理性和智慧的审判成果,不仅对个案作出决定,还对社会有着深刻影响。广宇庭长执笔撰写的司法裁判充分考虑了社会效应,有益于社会公众理解裁判、知晓法律和理性行使诉权,这实际上也发挥了司法裁判宣传法律、引领社会法治意识形成的积极作用。最后,注重与下级法院对话。该书的案例都是经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的案件。裁判文书不仅对案件本身作出最终裁判,还对下级法院裁判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了充分阐述、评价,从而及时明确适用法律的标准,有效发挥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功能。

第三,融入了大量作者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刻思考。无论是书中的裁判文书还是判例评注及扩展阅读,均展现了作者对案件相关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重要理论的真知灼见。广宇庭长作出的这40份裁判,之所以充满对话和论辩色彩,能够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是因为它们不仅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之上,还有相关的行政法理论为裁判提供支撑。这些学理内容极大增强了裁判的说服力,弥补了现行法律在涵射案件事实中的缝隙。例如,王薇诉市南区政府、青岛市政府一案的裁定书提出“按照既判力扩张之理论,其亦为判决既判力所拘束。王薇就同一事项再次向市南区政府申请行政赔偿并进而提起行政诉讼,即为法所不许。”在行政诉讼法没有直接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广宇庭长娴熟运用既判力理论,作出了案件第三人也应受既判力和一事不再审原则拘束的判断。同时,该裁定还鲜明地提出“共同原告”概念,对完善行政诉讼中的共同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该书的判例评注及扩展阅读部分。这些思考实际上就是广宇庭长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与合议庭成员充分讨论后形成的重要认识,也是分析案情和作出判决的重要依据。

第四,重视比较法研究方法。该书中的案例虽然都源于本土,但作者将这些案例延展开来,在判例评注及扩展阅读部分通过比较大量域外相关行政法理论,对案件中的争点问题说理论证。该书比较法研究方法的运用,填补了我国理论和立法中的空白,增强了案例评注的理论深度。同时,学界目前对域外的比较研究往往局限于纯粹理论层面的引介或制度层面的借鉴,结合实际案例对域外理论的比较研究较为匮乏。作者结合40个真实案例,在具体情境中运用域外相关理论学说,更易于读者对域外相关行政法理论的理解掌握。

总之,广宇庭长结合亲自办理的40个典型案件裁判,分别阐述了原告资格与利害关系、共同原告等40个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重要理论问题。40个裁判看似关联不强、彼此独立,实际上却呈现出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充分说理、注重对话。因此,作者将这些裁判文书称为“对话式裁判文书”。“对话式裁判文书”就是要通过裁判与当事人、社会公众和下级法院充分对话,来培育一种理性诉权观,以及推动实质法治主义审判观念的形成。这也是该书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当然,任何一本著作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该书亦是如此。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广宇庭长对案件的裁判难以策无遗算,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和阐述未必精确贯通,对域外经验的引介也并非毫无水土不服的问题。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所言,“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我们只是因为终极权威而没有错误。”但瑕不掩瑜,广宇庭长独创的“对话式裁判文书”是一种全新理念,对行政审判实践具有开创意义和示范性作用。同时,该书通过对案件所涉及的复杂争点剥茧抽丝式的分析,对裁判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疑难问题的高度提炼与深入研究,形成了很多有特色、有价值的观点和判断,对丰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学者进行研究或者学生学习行政司法实务的角度来看,该书均是一本很好的教材。


(责任编辑:huangy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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